走社會主義门路：曆史和人民的選擇

一、工業化的任務和發展门路

國家工業化任務的提出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即實現國家經濟的現代化這樣兩項根天性的曆史任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设，標志著第一項曆史任務的基本實現。隨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複，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即爲實現第二項曆史任務而奮鬥，被突出地提上了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

進行經濟建設，首先要把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爲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1952年國民經濟恢複事情完成時，中國工業發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産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業在工業總産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前的1928年，這兩個比重已經分別達到45.2％和39.5％。1952年，中國許多重要工業産品的人均産量不僅遠遠落後于美國，甚至落後于印度。如鋼産量，美國爲538.3公斤，印度爲4公斤，中國爲2.37公斤；發電量，美國爲2949度，印度爲10.9度，中國爲2.76度。毛澤東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也不能造。”發展工業，改變中國作爲農業國的貧窮落後的面貌，這是全國人民的配合要求，是擺在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面前的嚴重任務。

從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把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爲建設的中心環節，特別是鼎力大举發展鋼鐵、煤、電力、石油、機器制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船舶、車輛制造、國防工業、有色金屬和基本化學工業。中國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工業化建設從此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社會主義工業化门路的選擇怎樣才气發展經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從世界曆史上看，主要有兩條门路：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门路，這是歐洲各國、美國和日本走過的，而且走通了；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门路，這是蘇聯走過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國是歐洲的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由于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蘇聯成了歐洲的第一強國、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之一。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來說，通過社會主義门路實現國家工業化，這是最好的選擇。

近代以來的曆史讲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门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從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産生以來，由于受到外國壟斷資本的壓迫和本國封建生産關系的束縛，始終處于舉步維艱的境地。經過七八十年的發展，到1949年，整個民族工業資本不過只有20.08億人民幣(1952年幣值)。獨立以後的中國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门路，就難以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獨立。這樣，中國就會成爲外國壟斷資本的加工廠和單純的廉價原料、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就像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那樣。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企圖主要靠外國提供資金和機器設備等來求得發展，特別是要想成爲世界強國，是不行想象的。而且，由于經濟上依賴外國，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連已經爭得的政治獨立也可能喪失。中國走資本主義门路，其經濟可能會有一時的發展，但終究還是要成爲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附庸的。在帝國主義時代，中國通過走資本主義门路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已經失去。爲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的门路。

二、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曆史的一定性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後就要爲在中國建设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奮鬥，這是中國共産黨自建设之日起就確定了的奮鬥目標，並且從來就沒有動搖過。新中國建设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應當“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産，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新中國建设之初，中共中央領導人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決定在民主革命遺留任務徹底完成、國民經濟基本恢複之前，先不急于明確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至于中國到底什麽時候向社會主義過渡，當時的設想大致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估計至少要10年，多則15年或20年)，工業發展了，國營經濟壯大了，就可以接纳“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一舉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

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經驗的積累，對于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中共中央的認識發生了變化。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我們要在“十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劉少奇、周恩來等也都論述過“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設想。這種認識上的改變，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隨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徹底完成，國內的階級關系和主要矛盾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運動行將結束、全國範圍內土地革新基本完成之際，毛澤東即指出：“在打垮田主階級和权要資産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産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産階級稱爲中間階級。”這說明，明確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已經成爲须要的了。

另一方面，隨著國民經濟的恢複和开端發展，中國社會的經濟身分(即生産關系)發生了重要變化。這集中地表現在公私比例的變化上。以工業爲例，1949年到1952年，國營經濟從34．2％上升到56％，私營經濟從62．7％下降到34％。這種變化，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身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國營經濟的領導职位一天一天加強”。這說明，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在實際上已經開始了。

正是從以上兩個方面變化了的實際的情況出發，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開始醞釀並于1953年正式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規定：“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革新。”當時，對這條總路線的內容有過一種通俗的解釋：“好比一只鳥，它要有一個主體，這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它又要有一雙翅膀，這就是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革新。”這裏所要表達的意思是再清楚不過的：主要的任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而爲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新，全面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曆史讲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實行社會主義革新的國內外條件從1953年開始，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革新。

當時中國之所以要著力進行社會主義革新，主要是因爲：

第一，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力量相對來說比較強大，它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须要條件。發展工業，一方面是要充实利用原有的工業，另一方面是要建設新的工業。隨著沒收权要資本事情的完成和工業建設的开端開展，中國已經有了比較強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與私營工業相比，國營工業規模大，技術設備先進，不僅有輕工業，而且有重工業。在勞動生産率等方面，國營企業也優于私營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充实利用原有的工業，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辦好原有的國營工業，並依據需要和可能改建、擴建這些工業。建設新的工業，首先和主要的，也是要發展國營工業。因爲在當時的中國，私人是沒有能力投資興建新的、足以爲國家的工業化奠基基礎的那種大型工業骨幹企業的。只有國家才有能力來做這件事。中國的經濟雖然落後，但它是一個大國，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後，國家掌握了一筆相當可觀的資金，可以用來投資搞建設。從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大型工業建設項目，基本上是由國營經濟來承擔的。這就是說，那時工業建設的發展，首先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發展和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的增加。這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因素。

第二，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發展困難，不行能成爲中國工業起飛的基礎。而且，它對國家和國營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性，不行制止地要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偏向發展。在帝國主義對華封鎖的情況下，民族資本由于向外發展的渠道被阻斷，就越发重了它對國家和國營經濟的這種依賴性。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要是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工業資本只占五分之一。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主要是輕紡工業和食品工業，缺少重工業的基礎。這些工業企業，大多規模小，技術設備落後，勞動生産率很低。據新中國建设初期的統計，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廠只占0.1％，69.7％的工廠只有不到10個工人。79.1％的工廠是工場手工業。雖然也有一些規模比較大、技術設備比較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企業，但爲數不多。不能設想，在這個基礎上，通過一個時期資本主義自身的獨立發展，中國就可能成爲先進的工業國。

應當說，原有的資本主義工業企業也是中國工業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的、不行忽視的力量。但是這些企業的設備利用率和勞動生産率低，成本高，資金不足，擴大再生産的能力十分有限。爲了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在這些企業中改善經營治理，提高産品的質量，並且凭据國家的需要增加生産，培養技術人才，積累資金。而要如此，就必須對這些企業逐步實行社會主義革新。實際上，私人資本主義在依靠國家和國營經濟幫助解決困難、發展生産的過程中，逐步被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生産發展自己的需要。資本主義經濟與政府、國營經濟和社會的矛盾及其發展，特別是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運動，更使人們開始認識到，資本主義工商業不僅需要進一步改組，而且需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逐步革新爲社會主義。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工業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又一個基本因素。

1950年以後，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了相當水平的發展。這就爲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革新積累了开端的經驗。

第三，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革新，是保證工業發展、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一個须要條件。土地革新以後，農業生産擺脫了封建生産關系的束縛，一個時期有過相當大的發展；但是，由于實行個體經營，這種發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因爲個體農戶耕地很少，經營規模十分狹小；生産工具嚴重不足，貧雇農每戶平均僅占有耕畜0.47頭，犁0.41部；資金十分短缺。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要興修農田水利設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農具以至機器來進行耕作、播種、收獲，實行分工制度來發展多種經營等等，都有很大的困難，更缺少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許多農産不僅無力進行擴大再生産，就連簡單再生産也難以維持。1949年至1952年，農業生産發展較快。但在1953年至1954年，發展速度明顯減慢了。如以1952年的糧食産量爲100，則1953年爲101．8，1954年爲103．64。這說明，如果不引導個體農民走組織起來的门路，不僅廣大農民不能進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農業生産力的發展會受到很大限制，農村也不行能爲工業的發展提供须要的商品糧食、輕工業原料、工業品市場和積累工業發展的資金等條件，從而成爲工業發展的嚴重的制約因素。

事實上，在土改以後，許多地區的農民從發展生産的需要出發，已經在探索組織起來的各種途徑，開始有了實行相助相助的實踐。這也爲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革新積累了开端的經驗。

中國農村在1955年下半年出現了農業相助化的热潮。中共中央爲什麽在當時作出加速農業相助化進程的決策?這主要是因爲，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開展，都市和工礦區人口迅速增加。這就要求盡快增産糧食，使國家能掌握足夠的供應都市、工礦區的商品糧。同時，還要提供更多的農産品原料，以滿足輕工業發展的需要。怎麽辦?出路何在?對這個問題，陳雲在1956年4月作過切實而有力的說明。他說：“在農業增産方面，中國摸索了六年。”“起初注意開荒，但可開墾的大片荒地在東北和西北。那裏居民稀少，每年只能耕種一次，必須移民和用機器，花錢多。在東北每畝需五十元，西北每畝七八十元，而年産量是一二百斤。如果開荒一億畝，投入五十億元，産量以每畝二百斤算，不過二百億斤，收獲不大。所以這不是三五年內實現糧食大增産的好辦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滿足在短期內大增産的要求。”因爲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資巨大，工期很長，所以它也不能成爲三五年內增産糧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國農業相助化热潮到來，這是中國短時期內花錢最少又可能實現最大增産計劃的一條路。”因爲長江以北要增産，要把旱地大量改變成水澆地；長江以南要增産，要增加複種面積。這兩者的關鍵在于搞水。“相助化後，組織起來的農民自己動手搞水利。人還是那些人，但組織起來力量就大得多，積肥、改良農具和種子、改進耕作技術等等以前不易辦的事，相助化之後都不難了。”這就是說，通過實行農業相助化來增産糧食和其他農産品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民生活和工業發展的需要，這也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四，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促使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设以後，長期受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外交上和軍事上的嚴密封鎖和停止。中國不光不行能從資本主義大國获得什麽援助，而且連進行普通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當時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爲獨立而鬥爭的國家同情中國。只有蘇聯能夠援助中國。這種國際環境，也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基本因素之一。

總之，中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這是十分须要的、完全正確的。通過這一曆史性選擇，中國共産黨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實現了中國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開始了在社會主義门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