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傑偉

老竹是我兒時的同伴，比我年長六個月。

他的本名叫袁竹中。小時候，我們這些兒時的玩伴，兩個人之間玩得比較好的，就不直呼其名，而是在前面加上一個“老”的前綴，再從姓名中取一個字組成一個稱號，稱爲“老某”，就是對方的名字了。除了親兄弟以外，都這麽稱呼。甚至有些村裏的女孩子也學著這麽叫。

我們村全部姓袁。我們懂事時，村裏還沒有出過“五服”，即五代。若按老舍四世同堂的界定，我們一個村是典型的四世同堂。因此也絕不存在什麽談婚論嫁，婚外情之類的事情。一個村就是一個各人庭。

既然是一個各人庭，相互之間的稱謂是必須保持基本禮數的。我是家字輩，竹中是仕字輩，比我晚一輩。他便不管我稱他爲什麽，他都稱我“傑偉滿”。“滿”就是叔的意思。

老竹比我泰半歲，比我早一年讀書，小學畢業就辍學了。他從小就幹農活，土裏田裏山裏的活都拿得起放得下。而我的動手能力很差，到山上砍柴，砍得斷柴，但砍了一堆後，捆不起來。要砍兩三根又長又細的小雜木，打成結編成一條，才有足夠的長度將一堆柴捆好。我往往是結打欠好，捆一下就松了或斷了。或者勉強捆緊，把禾槍一插進去，挑到肩膀上，就松了。禾槍是兩頭尖的一根木棒，兩頭各插一捆柴，當作扁擔挑。之所以叫作禾槍，因爲這兩頭尖的木棒，是用來挑禾苗和稻草的。

于是老竹便砍兩根或三根小雜木條，編成結實的一根，再將柴堆牢牢實實的捆起來。這樣將兩堆捆好，他怕捆得太緊我插不進去，還用禾槍幫我插進去，再捭起這一頭放到肩膀上，用禾槍的另一端插進另一個柴捆，我只要挑上走就行了。由此形成習慣，我每次跟老竹他們一起上山砍柴，便只管砍，打捆似乎就成了他的責任。

在山上偶爾遇到土鞭土（一種土蛇），我嚇得大叫，如果隔得近，我都會嚇哭。老竹就過來慰藉，一邊還揚言要將蛇打死。我怕看到蛇的屍體，連忙說不要打，意思是只要蛇跑了就行。老竹說見蛇不打三分罪，一定要打。我再三懇求，老竹才不追著打了。

我挑的柴只是一小擔，或许五十斤。老竹的柴一擔很大，走在路上只見柴不見人。遇到水田邊的水溝或水圳，我嚇得不敢跨過去。老竹便放下自己的柴擔，幫我先挑過去，再回去挑自己的。

我進入初中以後，農活就幹得少了。高中時，我只幹了一個暑假的農活，就基本上“脫産”了。只顧追求自己的前途，對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漸漸疏離。我已俨然不是家裏的主人，而是一個客人。開始一個星期回家一次，後來一個月回家一次，到了複讀時，基本上是一個學期才回去一次了。這樣，我與老竹的交集也就越來越少。

到了我讀大學以後，我與老竹之間的差距似乎就大了起來。他整天被曬得黑皮那達，粗衣赤腳。我卻纵然夏天在家裏，也要像我們小時譏笑過的城裏人一樣：襪子套涼鞋！绝不掩飾自己是個“吃國家糧”的，是“天之驕子”。村裏幾個讀了高中的人，更是把我和老竹的關系比作魯迅和閏土的關系。雖然我還是稱他“老竹”，他也還是稱我“傑偉滿”。

人生海海，我這個曾經讓人羨慕的“天之驕子”，慢慢顯出人生輸家的劣勢來。我三十五歲時還是王老五骗子一條，每月拿著那三百來元錢一個月的工資，餓不死也吃不飽。而老竹憑著自己的勤勞和在鄉鎮企業做點業務，賺了錢，自己建了三層的別墅，生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很聰明可愛，讀書成績不錯。我這個吃“國家糧”的，國家糧也已成爲曆史，沒有一點兒優勢。纵然放到村裏，我那點兒工資，也可算是一個貧困戶了。

一晃又是二十多年過去，我終于娶妻生子，在城裏購房定居，成爲一個正常的完整的人。而我和老竹，也已進入晚年，都已年屆花甲。

我不常在家的數十年時間，雖然有我年老在家與怙恃住得不遠，但我怙恃似乎與老竹交往得更多。特別是父親去世之後，家裏要換個燈泡，維修風扇，打一擔谷子，過年要買幾十斤肉，都是老竹在幫著做事。村裏都說：“你是伍奶奶的兒子”。伍奶奶是村裏人對我媽的稱呼。

三年前，母親以八十五歲高齡仙逝。我們兄弟姐妹在辦理母親的後事時，商量給母親尋找安寢之地，商量了三個方案，都不滿意。正在此時，老竹來了，他說，我那裏有一方地，風水比較好，樁都打好了的，你們去看看。

果真是一方風水寶地。兩年前，一個嫁出去多年的本村袁姓的後人，想將袁姓老人安葬于此，並說好給老竹十萬元。袁姓後人已將地打好樁，只等老人過世，就擡到這裏下葬。但老竹因爲聽信一個什麽迷信的說法，予以拒絕了。

老竹說：“這方寶地，給伍奶奶安寢，是最好了！”于是定了下來，母親就定終于老竹的這方山地裏。

我們都很感動。

老竹自己的老母親也八十有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