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對待農民的若幹曆史經驗

摘要：中共對待農民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經驗，归纳综合地說，就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來充实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緊緊依靠最廣大的農民群衆進行革命、建設和革新。具體來看，就是正面看待農民、立體考察農民、統籌兼顧農民、真誠幫助農民、緊緊依靠農民。

關鍵詞：中國共産黨;農民;曆史經驗

曆史上，我們黨曾經被共産國際看成是“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意思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不正統”，然而，就是這“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奪取了國家政權成爲執政黨，這是什麽原理？在當代，我國在快速工業化時期既沒有發生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嚴重的階級壓迫和鬥爭，也沒有出現一些發展中國家劇烈的社會分化和動蕩，這又是爲何？可以說，兩者在很洪流平上都應歸因于我們黨對待農民的科學態度，因爲這兩個問題的實質都在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對執政黨的政策是否答應、贊成和擁護。那麽，我們黨又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呢？归纳综合地說，就是審時度勢、順應潮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來充实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緊緊依靠最廣大的農民群衆進行革命、建設和革新。具體來看，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肯定農民在革命、建設和革新中的重要作用

凭据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雖然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者和後備軍，但他們畢竟屬于小私有者，是封建生産方式的殘余，與先進生産力的代表工人階級有著差异的利益訴求。而且，由于資本主義生産形式的發展，使得以小生産爲生存基礎的農民，“同過了時的生産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在不行挽回地走向滅亡”[1]。這就是說，“農民不是社會主義者”。然而，在一個小農占絕對優勢的落後國家，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同農民妥協才气拯救社會主義。筆者認爲，雖然農民不能算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如果對此形而上學地理解，就不行制止地在實踐中不顧國情制定出消極看待農民的“妥協”政策。事實也是如此，作爲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蘇聯在許多時候並不是正面看待農民，而是過多地強調農民作爲小私有者的消極面。或許對蘇聯而言，既然農民作爲封建生産方式的殘余是最終要被剝奪而走向滅亡的，那麽，與其讓資本主義剝奪就不如由社會主義剝奪，所以蘇聯接纳剝奪農民促進工業化的政策也就順理成章了。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他們接纳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産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2]更爲嚴重的是，在一個落後國家農民往往占絕大多數，這種做法只會激化他們與執政黨的矛盾，從而導致工農聯盟的政治基礎不穩，最終在多種因素的配相助用下釀成垮台的結局。��

與前蘇聯黨差异的是，我們黨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成就，但也爲此支付了沈重的代價。衆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內因可以歸結于陳獨秀的右傾教條主義解除工農武裝，特別是抛棄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後來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也是消極看待農民，看不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革命中的關鍵作用，結果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損失。解放後，在人民公社初期許多地方吹過“共産風”，搞過“一平二調”，以共産主義名義剝奪農民，但實踐還證明人民公社並不適合農村實際，導致糧食供應長期短缺。革新初期，我們黨順應農民意願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産承包制，充实發揮他們在革新中的重要作用，使農業實現了第一次飛躍，農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農村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現代化進程，由此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都市革新進程。但在隨後的一個時期，或許是由于農業的高土地産出率帶來的糧食供應由短缺走向過剩，使我們在關注工業化、都市化建設的同時忽視了廣大農民的生存和發展狀態，以爲聯産承包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良藥，農村問題可以由農民自己來解決。在廣大農民被政策淡忘的背後，三農問題也逐漸顯現和袒露出來，並引起全社會的強烈關注。有鑒于此，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領導集體比過去越发深刻地認識到三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針對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針、新舉措，將我們黨的農業、農村、農民事情推進到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曆史反複證明了一個原理：由于農民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中國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他們的支持、援助和參與，就將一事無成。所以，雖然我們黨也承認農民是小私有者，存在著守舊、自私等思想缺陷，但總起來說，總是正面看待他們，密切聯系他們，通過啓發他們的政治覺悟以及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教育他們，不僅把他們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軍，而且把他們當作是革命的主力軍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力量。正因爲如此，我們黨與農民在基础上是血肉相連的，廣大農民對黨是支持和擁護的，這也是黨的事業得以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礎。正如《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革新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的：“在革命、建設、革新各個曆史時期，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始終高度重視、認真對待、著力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乐成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门路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门路。”同時也讲明：一個善于從失誤、挫折甚至失敗中總結和罗致經驗教訓的政黨，肯定會受人民群衆擁護、愛戴而日益發展壯大。��

二、對差异地區的差异農民接纳差异的战略

應該說，用階級分析的要领立體考察農民是從恩格斯開始的。他把農民分成小農、中農、大農三種類型，把對小農的態度看作是解決整個農民問題的立足點，強調必須把勞動農民和占有雇工剩余價值的農民嚴格區分開來，指出勞動農民，即農業工人、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小農，是工業無産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鬥爭中的天然同盟者。[3]我們黨繼承和發展了恩格斯的這一思想，特別是在革命時期，不是平面觀察農民、用一個籠統的政策來對待所有地方的所有農民，而是立體考察農民，針對差异地區和農村人口中的差异身分及其變化加以分類和區別對待，使群衆感应既合情又合理。好比在土改中，就是按解放先後將農村分爲老區、半老區、新區三種，按土地占有几多和富足水平把農村人口分成田主、富農、中農、貧雇農四類，在差异地區針對農村人口中的差异身分分別接纳差异的政策，把貧雇農作爲依靠力量，並且注意不侵犯中農利益。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在領導蘇皖邊解放區的土地革新中就提出，“中間不動兩頭平”，“在土地革新中應保證被拿出土地來的人口不要超過全鄉總人口的10%”。[4]同時明確土改的中心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田主階級，而不是消滅田主個人。期間，由于我們黨對待農民的態度科學，且政策又細致、周到、徹底，切合實際、順應民心，因而很是順利地完成了幾千年來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場社會變革。��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如果還是沿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考察農民則是不合適的，對此，我們有深刻的曆史教訓。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爲轉折點，我們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順應農民意願，在農村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産承包責任制，農業實現了第一次飛躍。而農村革新的中心，是在集體所有制的框架內對土地經營形式進行變革，這種變革又以“土地均分”爲前提，客觀上也使得階級分析沒有存在的基礎。但是，立體考察農民是我們黨的傳統，是我們黨的曆史和理論執政資源，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都不應該籠統地看待農民，用一個籠統的政策對待所有地方的所有農民，而應該立體考察、區別對待。筆者認爲，在當前統籌城鄉發展的進程中，在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渡時期，可以按發展水平將全國農村地區分爲發達、欠發達、不發達三種，按離農水平把農村居民分爲非農人口、半非農人口、農業人口三類，取消農民工的稱呼，針對差异地區、差异類型的農村人口接纳差异政策來加速農民的非農化進程。好比，對于發達地區農村的非農人口，應劃歸都市人口並給予市民待遇，使他們不再是農民；對于欠發達地區農村的半非農人口，應鼓勵他們向“兩極化”——離農和專農的偏向發展；對于不發達地區農村的農業人口，則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鼓勵農民兼業化，促進農民的非農分化趨勢，第二步是鼓勵他們向離農和專農的“兩極化”偏向發展，等等。總之，立體考察農民是我們黨對待農民的寶貴經驗，應該在新形勢下將其發揚光大。��

三、統籌兼顧農民的利益

統籌兼顧的思想源自于革命時期我們黨爲充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而接纳的靈活、科學的政策，特別是在革命的差异時期實行差异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時期，我們是接纳“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抗日戰爭時期，爲了同國民黨建设抗日戰線和團結一切抗日人士，我們黨主動把以前的沒收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改爲減租減息的政策；解放戰爭時期，也是由于國內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而農民又迫切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由減租減息改爲沒收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總之，我們黨在革命時期接纳統籌兼顧的方針，目的就是爲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對付最主要的敵人。��

解放後，由于經濟文化落後，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由此鞏固政權，最基础的問題就是怎樣多快好省地發展生産力。要發展生産力，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這就需要大量的資金、資源、先進技術和治理經驗。舉目向外，帝國主義對新生的紅色政權圍困封鎖、虎視眈眈；蘇聯又在這個時候撕毀条约、撤走專家。怎麽辦？曾經浴血奮戰而又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産黨人再一次發出曆史的強音：自力重生、奮發圖強。就這樣，爲工業化提供資金和資源的任務，就責無旁貸地落在本就落後、蕭條、貧困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身上，農業哺育工業、農村支持都市也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成爲貫穿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一條主線。既要推進工業化、建設都市，又要發展農業生産、建設農村，當時確實很難兼顧，問題的關鍵在很洪流平上就是如何兼顧好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爲此，毛澤東同志以蘇聯爲鑒，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性的思想：“這裏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5]“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這是一個什麽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爲了建設社會主義”，等等。[6]後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們雖然認識到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必須兼顧農民利益，但由于對國內外形勢的錯誤判斷，黨的事情重心並沒有放在發展生産力上。農村革新初期，聯産承包的推行兼顧了農民的利益，農業實現了大發展，由此也推動了工業和都市的革新發展。但隨著都市革新的深入，工農業之間的比較利益差距不斷擴大，如果沒有政策的進一步統籌兼顧，農民是很難跟上現代化法式的。中央領導集體高瞻遠矚，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和“工業反哺農業、都市支持農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戰略方針，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推進農村革新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戰略舉措和戰略決策。隨著一系列得力政策和措施的陸續出台，三農問題邁入了新一輪曆史機遇期。��

可見，我們黨的統籌兼顧思想被當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並發揚光大了，成爲科學發展觀的基础要领，成爲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銳利武器。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的：“統籌兼顧是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曆史經驗，是我們處理各方面矛盾和問題必須堅持的重大戰略方針，也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科學有效的事情要领。”“只有堅持統籌兼顧，我們才气真正處理好我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的革新發展穩定問題，真正處理好全體人民的基础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問題，真正把全體人民和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实發揮出來，爲推進黨和國家事業形成廣泛共識、積聚強鼎力大举量。”[7]��

四、真誠幫助農民

我國能平穩渡過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風波，並且在當前危機四伏的國際環境中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迷人魅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黨與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關系曆來是好的，黨和政府是真心爲他們謀利的。這首先要歸結于我們黨有著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其次，要歸結于曆史傳承。由于我們黨同農民配合經曆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的洗禮，農民對中國共産黨有一種天然的情感認同，特別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國初期，他們對黨的號召是發自內心的擁護和響應的。當然，農民也是講求實際的，他們不會輕易相信淺嘗辄止的幫助，他們看重的就是眼前實實在在的利益。亨廷頓也認爲：“農民的目標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質生活和勞動條件。”[8]這可能是全世界農民的共有特征。對此，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切記不要以爲我們幫助了一下農民，農民就會相信我們。”[9]這是對農民心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時也是告誡全黨，要真誠幫助農民，深刻明白農民事情的重要性。��

近年來，黨和政府針對三農問題出台了一系列真誠幫助農民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農業稅、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擴大公共財政的覆蓋範圍、加大對“三農”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廣新型農村相助醫療保險事業、建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等。統計讲明，2008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投入爲5955億元，比上年增長37.9%，其中糧食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達1030億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三次較大幅度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提價幅度超過20%；參加新型農村相助醫療的人口爲8.14億，參合率爲91.5%。[10]農民種田不僅不用交稅，而且還可以获得許多看得見的好處和實惠，雖然基于國力和農民基數龐大的限制，這些與歐美農民相比是杯水車薪，但樸實善良的中國農民深深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真誠關懷，我國三農發展的被動局面迅速获得扭轉，面貌爲之一新。��

五、緊緊依靠農民

我們的革命是緊緊依靠農民取得勝利的。對此，我們黨與前蘇聯共産黨有相似之處，他們也是因爲有了廣大農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所差异的是，他們奪取政權主要是依靠都市工人階級，而我們過去打仗主要是依靠農民。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有幾百萬農民報名參軍，近千萬民工支援前線。��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們黨的土改政策滿足了農民渴望擁有土地的迫切要求，從而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革命和生産積極性。解放前，我國的土地占有是一種典型的封建結構，占鄉村人口不到10%的田主和富農，擁有約70%—80%的土地，而占鄉村人口90%的農民卻只占有20%—30%的土地。而且，許多地方的地租額達到了田地總收入的60%以上，所需農具、肥料等生産資料投入卻由佃農負擔，佃戶辛勞耕作一年，好年成也只能获得總收入的10%—20%。[11]��殘酷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就是導致農民貧困和國家落後的總泉源。到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改，是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制度變革，廢除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傳統社會理想。爲什麽在一個幾億人口的落後的農業大國能夠順利實現如此複雜深刻的社會變革？原因就是整個運動都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建设在緊緊依靠和充实發動農民的基礎上，由農民自己動手推翻田主階級，自己分配土地，從而牢牢地鞏固了土改结果。

我們的革新同樣是緊緊依靠農民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1978年，我國農民每年生産的糧食約85%爲農民自己消費，國家按規定價格收購的占15%，按議價收購的占5%，兩者加在一起也只占20%，其中還要向農村返銷6%左右。而農村人口仍然占全國人口的82.1%。[12]�＿@種狀況突出地說明：農村生産力發展極爲遲緩，必須對農村生産關系作出重大調整。我們黨尊重農民意願，積極引導和緊緊依靠農民，破除了嚴重阻礙生産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爲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了農民“生産自主權”，一舉實現了農業大發展，農民生活因此也有了很大改善。革新開放30年來，我國糧食總産量先後跨上了7000億斤、8000億斤、9000億斤、10000億斤四個台階，其他主要農産品産量也大幅增長。同時，農民收入也持續較快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長2999%，扣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實際增長634.4%。[13]�＊�

當然，我國農村革新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諸多問題：一是以家庭承包爲焦点的農村制度建設持續創新乏力，小農業與大市場的矛盾始終制約著農業的二次飛躍。二是農民持續增收困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三是各種資源加速在都市聚集，農村呈現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農”問題由此凸顯出來，成爲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疑難問題。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舉措，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從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路，到黨的十七大作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再到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推進農村革新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緊緊依靠廣大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央一系列會議的主題和精神多数是圍繞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而展開的，足見以胡錦濤爲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

曆史讲明，在我國這樣一個農民人數占優勢的國家，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革新，農民事情都很是重要。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看中國的變化，首先要看農村的變化，看中國的穩定，首先要看農村的穩定，因爲它畢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問題。”[14]��

注釋：��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487頁，第15頁。��

[2][5][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书社1999年版第29—30頁，第29—30頁，第187頁。��

[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産黨曆史》第1卷下冊中央黨史出书社2002年版第935頁。��

[6][7][10]《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书社2009年版第110頁，第109—110頁，第888—890頁。��

[8]塞缪爾[DK]·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66頁。��

��[11][12]�＠畹卤颉吨腥A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簡編》湖南人民出书社1987年版第87—88頁，第545—546頁。��

��[13]唐仁健《三十年農村革新發展成就偉大》，載于《農村事情通訊》2008年第22期。��

��[1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书社2004年版第1207頁。��